中国疟疾防控70年:从“谈疟色变”到境内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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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董学柱和他的同事解剖了2000多只按蚊,发现其中大多数含有疟原虫。20世纪70年代,治疗恶性疟疾的药物不起作用。一些科学家将感染者的血液注入体内,主动感染恶性疟疾,并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做实验。

公共卫生是一项与人民公共卫生相关的事业,其中之一就是重大疾病的预防、监测和治疗。

公共卫生是一项与人民公共卫生相关的事业,其中之一就是重大疾病的预防、监测和治疗。

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发病率,提高了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在疟疾防治方面。

公共数据显示,1956年,每10,000人中有100人感染了疟疾。61年后,中国本地疟疾病例首次为零,也就是说,中国没有人感染疟疾。

目前,中国疟疾控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国外输入病例。如果连续三年实现这一目标,疟疾就可以被消灭。

[龙报道]

一月份缅甸的气温仍然接近30℃。中国的孙继刚刚刚汗流浃背,浑身发抖。“温度是38℃,你不会再得疟疾吗?”

疟疾在缅甸很常见,但不是所有医院都能治疗。孙继刚拖着他生病的身体回到中国,来到了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的那邦镇卫生院,那里离中缅边境最近。在这里,他被诊断出患有疟疾,但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痊愈,并且没有传染给他人。

2017年8月,疾控中心人员在安徽省全椒县武冈镇武冈村刘雄村民小组使用诱蚊器捕捉按蚊。照片/愿景中国:几十年前,疟疾的阴影也笼罩着中国,人们“一提到疟疾就变得苍白”。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和防控,自2017年以来,中国没有人感染疟疾。根据包括原卫生部在内的13个部委发布的《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2020,中国将实现消灭疟疾的目标。

然而,疟疾仍然在非洲和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老挝肆虐。目前,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被列为世界三大公共卫生问题。迄今为止,全球每年仍有50万人感染疟疾。一些人失去了生育能力,一些人甚至因此死亡。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有2.19亿疟疾病例,43.5万人死亡。

中国已逐渐将控制和消灭疟疾的重点转移到发现、隔离和治疗输入性病例,前提是当地没有疟疾感染者。44岁的孙继刚在中缅边境穿梭了10年。在缅甸,他修理汽车,做生意,现在他在一个种植园里种植香蕉。"只要你经常离开这个国家,比如缅甸和老挝,你就会得疟疾。"孙继刚说,他曾多次在境外被感染,现在他有次应对经验,可以回家治疗。

他刚到那邦镇卫生院,副院长陈得才就为孙继刚抽血,并在血片中看到了疟原虫。这种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找到的小东西是疟疾传播的关键。

一般来说,疟原虫通过按蚊传播。按蚊,又称按蚊,是一种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一只含有疟原虫的按蚊叮咬一个人,疟原虫会流入这个人的血液,并在成熟时引发疟疾。另一只按蚊再次叮咬这个人,它的身体也会含有疟原虫。

发现疟原虫后,孙继刚被留在那邦镇医院隔离治疗,直到显微镜下看不到他血液中的疟原虫。这家医院离中缅边境只有200米远。从楼上望去,你可以看到边界上有一条三四米宽的河。

陈得才迅速拨通了盈江县医院的电话,告诉他们“有一个疟疾病人”。这是严格执行云南省寄生虫病控制要求的“1-3-7”疟疾控制策略。其中一个是指首先接收疟疾患者并在一天内报告病例的卫生中心。

第二天,盈江县医院

“但是疟疾有一个潜伏期。有些人回家后不知道自己有疟疾。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盈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防治处处长郭祥瑞表示,这要求县级医疗机构在7天内,即“1-3-7”的7天内,对可能的疫点进行检测和调查。“幸运的是,季孙只是直接来到医院,并没有与国内其他人接触。第7步可以省去。”

  勐腊县磨憨镇中心卫生院的隔离病房内,有蚊帐、纱窗等设施。此前,这里隔离过大量疟疾患者。新京报记者 吴靖 摄

勐腊县莫汉镇中心医院隔离病房有蚊帐、纱窗等设施。此前,这里曾隔离了大量疟疾患者。《新京报》记者吴敬社通过了1-3-7模式。自2016年5月以来,盈江县已无本地疟疾病例,所有海外病例均已隔离治疗。从今年开始,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量大幅下降,从高峰月份处理40多例海外感染病例下降到平均每月2例。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1-3-7模式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主要与老挝接壤,移民局有一个疟疾检测站。一旦参赛者发烧,他将被要求抽血检查,并在确认疟疾后被送往最近的莫汉医院进行隔离治疗。”院长伊拉拒绝介绍。

在莫汉医院,隔离疟疾患者的病房有防蚊门、防蚊窗,每张床上都有蚊帐。医院里每一个接触过疟疾患者的医务人员都需要进行疟疾检测和重复检测。使用这种方法,勐腊已经6年没有疟疾病人在当地感染了。

要研究疟疾,首先必须研究蚊子。

5月29日,云南省普洱市的高温超过40摄氏度。董学柱还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实验室解剖了按蚊。因为疟疾预防和控制的关键步骤是研究如何减少和消灭只蚊子,这是传播疟疾的媒介。

"传播疟疾的按蚊种类将会改变。"85岁的董学树,头发花白,穿着一件实验服。他说,如果你停止对按蚊的研究,如果你不知道媒介何时改变,整个防控工作将不得不从零开始。

1956年,医学昆虫专家董学树成为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所的第一批专家。当时,云南被国内外公认为“疟疾流行因素最复杂、流行程度最严重、防治难度最大”的地区。董学柱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受灾最严重的西双版纳勐海县戴寨抓蚊子。他想找出到底是哪种按蚊传播疟疾。

在2010年捕蚊灯出现之前,捕蚊器是用来捕捉蚊子的。它是一个漏斗形透明管,在喷嘴附近有一层过滤网。使用时,用漏斗的一端盖住蚊子,用嘴在另一端的小开口处猛吸蚊子,这样蚊子就会被困在管子里。

刘华星,20世纪80年代在勐腊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至今仍记得在傣族村寨用蚊香捕捉蚊子。大多数傣族村民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建造的,因为这里气候炎热潮湿,一楼养猪或养鸡,二楼是卧室和厨房。

有一次,刘华星和三个同事在阿呆村民家抓到一只按蚊。他们中的四个人搬了一条小板凳坐在房间里和猪圈旁边。为了让蚊子咬他,刘华星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衫,裤腿卷到大腿上半部。他看着蚊子落在他的胳膊上,伸出一个尖尖的尖尖的嘴,然后把它插进他的皮肤。他抓不到它,不能用药,只能猛烈地吸入。大约15分钟后,他被咬后身上布满了红点,20多只按蚊被收集在蚊子管里。

5月29日,董学书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蚊子标本室。新京报记者 吴靖 摄

5月29日,董学树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的蚊子标本室。《新京报》记者吴京拍摄了这些按蚊。专家的研究方法是解剖学。自从开始研究疟疾以来,董学柱已经采集了至少10份血液

董学柱和他的同事开始瞄准蚊子。他们定期在墙脚下和各个家庭的蚊帐外面喷洒灭蚊药剂。在按蚊幼虫繁殖的池塘和水坑中播种有毒植物碎片,如龙舌兰和金刚钻;在整个寨子里燃烧龙蒿和驱蚊粉。每当油蒿和蚊粉的烟雾散去,蚊子的尸体就会落在村民的家里。“那时候,甚至驱蚊剂都很短缺。”董学柱说,他们用这些地方方法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

效果很快就出现了。1957年,勐海县每100人中至少有50人感染了疟疾。仅过了一年,这一比例已降至7%左右。“以身作则”董学柱仍然记得1956年7月在勐腊县的茅草屋里看到的场景。在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下,许多面黄肌瘦的村民裹着毯子和被子挤在一起,围着屋子里的炉子瑟瑟发抖。应该收割的稻田是空的,没有人在收割。

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大肚子的人已经患过多次疟疾,因为反复感染疟疾会导致贫血。"没有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身高超过1.6米。"董学树说。

为了治愈这种疾病,董学柱和他的同事们拎着生药袋,挨家挨户免费送药。然而,他们被拒绝了。他说,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一生中从未出过栅栏。他们不知道疟疾是一种疾病,并认为它与鬼神有关。

为了获得信任,董学柱和他的同事们和当地人一起吃饭、生活和工作。他们还学习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几个月之内,村民们对疟疾这种蚊子传播的疾病有了大致的了解,并逐渐开始服用药物。即使不是疟疾,而是感冒和发烧,也会有人来找董学叔要药。

在20世纪60年代,奎宁、氯喹和其他治疗疟疾的药物被广泛使用。他们被分成不同的组合来处理不同严重程度的疟疾病例。

从1972年到1975年,在江苏、安徽、湖北和黄淮流域的其他省份爆发了大规模的疟疾。为了预防和控制这种疾病,这些地区的所有人都吃药了,而且人数在几亿。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教授高琦说,当时,一列火车和一列火车的药品从全国各地的药厂运到这里,疫情终于得到控制。董学书编

董学书编撰的 《云南蚊类杂志》 ,其中的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新京报记者 吴靖 摄

《云南蚊类杂志》。他自己画了所有的插图。“但到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最严重的疟疾形式种恶性疟疾对氯喹有抗药性。治疗恶性疟疾的药物不起作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前所长杨恒林说。

在全国范围内,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尝试寻找治疗疟疾的新方法。

广东李国桥将感染者的血液注入自己体内,积极感染恶性疟疾,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尝试用针灸治疗疟疾。

像北京的涂有友这样的科学家在中草药中寻找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1972年,她从黄花蒿中提取出一种无色晶体,并将其命名为青蒿素。

杨恒林回忆说,青蒿素的临床试验主要集中在广东和云南两省,云南几乎参与了青蒿素药物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临床研究。为了更快地收集实验数据,他的团队经常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疟疾最流行的村庄进行药物测试。

83岁的文华仍然记得那一幕。几十只带有疟原虫的蚊子被放在用布覆盖的蚊子笼子里。他伸直双臂,被蚊子咬了五分钟。七天后,疟疾开始袭击他。当他在观察室接受新的抗疟疾药物时,他看到他的同事在同一个病房里,高烧40摄氏度,啜泣着,“每个人都太不舒服了。”

1986年和1992年,前卫生部先后批准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两种新的疟疾药物。直到现在,它们仍然被大规模使用,甚至被介绍到世界各地。

建立边境防线

疟疾

2005年,中部地区爆发了疟疾疫情。安徽首次超过云南成为全国第一,持续了四年。一位知情的疟疾专家回忆说,当疟疾爆发时,公共卫生系统崩溃了。“许多医生不能诊断出病人患有疟疾,但他们找不到任何人来消灭这种传染性病原体。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是在这一年,唐和他的团队立即赶往安徽等地,发现疟疾患者几乎遍布每一个村庄,但他们分散在各地。在一些村庄的数百人中,只有少数人患有疟疾。“为所有人吃药是不现实的,”他和他的团队决定在安徽和其他地方“为所有人吃药”。

服药人群是指以病人为中心,找出服药的重点人群,如疟疾高发的村庄或按蚊孳生地的村庄。

那些年,“安徽省压力很大”,唐记得中央政府在一年之内给安徽发了几份文件,要求疟疾防治。

此后,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地区加强了疟疾的联合防控,而南部的云南也为边境疫情的反弹做好了充分准备。

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有4000公里的边界。人们从边境的另一边带回了高质量的橡胶、翡翠和玛瑙,以及最甜的香蕉和李子。隐藏在商品背后的是无形的疟疾。据《新京报》记者统计,仅2019年1月至3月,全国范围内输入性疟疾死亡人数已达到7人,而2018年死亡人数仅为8人。

5月30日,云南省勐腊县磨憨口岸。这里曾经是境外疟疾患者的输入地。新京报记者 吴靖 摄

5月30日,云南省勐腊县磨憨港。这里曾经是国外疟疾患者的入境地。在《新京报》记者吴京拍摄

2010之后,杨恒林的团队提出了在边境设立“三道防线”。经过国家消灭疟疾专家组专家的讨论,在云南省边境附近开始实施。

“因为云南边境没有河流和山脉这样的天然屏障,边境的按蚊不会在意你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当它们看到人时会飞过去吸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现任所长周宏宁表示,他们已经在第一线设立了68个疟疾咨询服务站,与国家和省级口岸的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一起开展监测和治疗工作。延伸至云南的边防线上的居民也将每年集体喷洒两次灭蚊水。

灭蚊水不需要像第一道防线那样集中喷洒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上。然而,一旦发现疫点,应及时喷洒。

为了弄清每条防线的位置,周宏宁的队伍和一些县上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抓住了按蚊,并用特殊的荧光标记释放了它们。一天后,蚊子可以沿着气流飞行2000米。

“我们慢慢发现,第一道防线的覆盖范围在从边境到领土3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周宏宁说,以此类推,第二道防线的半径为3公里,覆盖在第一道防线之外,而第三道防线的半径为10公里,覆盖在第二道防线之外。

二月初,孙继刚的疟疾被治愈了。他行动迅速,打包了一些衣服,提着包,再次越过边境,去缅甸的香蕉种植园工作。那天很热,太阳把空气烤得很热。

[目击者说]

为了研究,我们主动去捕捉疾病。

我叫李行亮,是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副主任医师。

我从1974年开始在这个研究所工作,那时我只有19岁。我主要做疟疾的流行病学研究。当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会在疟疾流行的村庄呆上半年,捕捉蚊子,解剖蚊子,调查它们的生态习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1982年到1984年,我和我的同事经历了我们生命中第一次主动疟疾感染的过程。

原因是1982年一份外国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说这种疾病将在感染间日疟后10天开始,另一篇文章说这种疾病将在感染后一年多才开始。为了研究孵化过程中

但是做实验需要实验对象。这种实验有一定的风险,不能由大众来做。我们将召开会议,动员同事参与并告诉他们风险。然而,已经有30多人报名了,包括同事的家人。

我的情况与其他志愿者不同。我是第一个参加实验的人。当我们把符合实验标准的那部分蚊子放进蚊子笼后,我把手伸进去,让蚊子在里面咬了大约5分钟。一阵剧痛。当我把它拿出来的时候,我的胳膊上有十几个小红点。

大约100天后,我得了疟疾。发烧39.8度,我头痛。我晚上睡不着。同事们在我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但我不能立即服药。在疟疾爆发的日子里,我的同事们每天都会给我抽血,让我们家的蚊子吸我的血,然后让这些蚊子咬35名志愿者。

这些蚊子是我们特别饲养的。我们以前从未和其他生物打过交道,依靠老鼠的葡萄糖和血液来维持生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蚊子不受外界环境的污染,只在我体内感染间日疟。

在实验之前,我们的假设是,如果给志愿者注射更多的疟原虫,潜伏期会更短,而如果注射的疟原虫更少,潜伏期会更长。最后,发现疾病的潜伏期与蚊子叮咬的次数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还捣碎了一些带有疟原虫的蚊子,并给志愿者注射了蚊子血。几个病例后,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这些志愿者都没有任何疾病。

30多名志愿者中的大多数一生病就接受治疗,症状很快得到控制。我花了几天时间开始治疗,症状是最严重的。

我以前从未患过疟疾。服药后,发烧已经消退,但我的左眼因沙子而非常干燥。我不时流泪,看不清楚。我去医院看我的眼睛。医生说我的左眼在住院一周后仍然因为发烧和角膜发炎而流泪。后来,我去了几家医院。两个月后,该省的一家医院治愈了我的角膜炎。

[在同一话题上的问答]

新京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你认为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杨恒林(原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

中国在控制和消除疟疾方面取得了显着成就。2017年,疟疾年发病率从3000多万例控制在当地疟疾零例,从根本上消除了疟疾的危害。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控制和消除疟疾,大量资金为消除疟疾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大的进步是中国科研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高。按时间和地点发展和消灭疟疾的总体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其他国家解决消灭疟疾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5月30日,云南省勐腊县莫汉镇中心医院疟疾咨询站有一本流行的疟疾小册子供公众阅读。北京新闻记者吴京摄

北京新闻记者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