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指导组约谈幕后:一车重症病人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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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环球网]2月9日,武汉市吹响了“一体化”进攻的号角。全市各区、街道和社区全面实行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发热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多名市委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国有企业的职工和高校的教师,都深入到疫情严重的社区,轮番检查“三合一”,大力推行“三合一”然而,9日晚,环球时报环球网驻武汉特约记者在跟踪武汉一名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将辖区内重症患者转移至指定医院的过程中,发现这种控制疫情的关键措施在一些实施层面反复出现。

2月9日晚10: 30左右,《环球时报-环球网》武汉特派记者接到武汉市武昌区一名街道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其辖区内一批新确诊的重症肺炎患者将从武昌区一家医院转到武汉市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医院指定的危重患者医院进行集中治疗。这些病人大多是老年人,有些情况危急。

到达转运站后,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发现负责转运这些病人的巴士上坐满了30多位老人。有些老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有些老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的走廊里。公共汽车司机和病人之间没有隔离措施。据观察,公共汽车司机自己的保护设备不符合接触病人所需的三级保护标准。

Photo:Cui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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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 00左右,由于道路狭窄、随意停车、某路段车辆众多,公交车被困在路中间。公共汽车上的病人变得焦虑不安,并向司机发泄他的愤怒。司机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他最初被指示去武昌区的一个社区接收病人,但是负责组织转移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不同的地方接收病人。司机说,车上只有他和30多名危重病人,没有负责组织转移的工作人员前来协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Photo:Cui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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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和开私家车送病人的病人家属指示司机将车倒出来。尽管负责组织转移的社区工作者的车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但没有人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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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 15左右,公交车终于驶出狭窄的街道,到达下一个病人接待站。大约在11: 30,公共汽车到达了接待点。公共汽车上的病人再次失去了对情绪的控制。一些人说他们已经跟着公共汽车很长时间了,而且很累。司机也很生气,下了车,打电话给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抱怨在整个过程中没有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协调和安抚病人的情绪。

Photo:Cui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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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 50左右,等候已久的病人被要求立即送往医院。这位公交车司机也绕过了社区工作人员带路的街道,直接开车去了武汉同济医院的钟发新城医院。40分钟后,公共汽车终于到达了新的医院区,但是司机不知道具体把病人送到哪里,和谁一起停靠,所以他不得不把公共汽车停在医院的停车场。病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不知所措。在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沟通和询问下,患者能够理解他应该去新城医院发热患者的入院处办理入院手续。

Photo:Cui 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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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1点15分左右,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致电相关部门如实反映情况,随后武汉、婺查各级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凌晨2点左右,当环球时报环球网的记者离开同济新医院区时,仍有大量患者被大巴和长途汽车送来。他们下车后,也没有停靠。

照片:崔萌

2月10日上午9: 00,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再次致电武昌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昨晚重症患者是否全部入院。他说所有能帮助被录取的人都被录取了。

据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了解,2月10日凌晨,掌握局势的中央政府前往湖北下达指令。这件事必须彻底调查。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必须严肃处理!

2月10日,中央湖北指导小组立即采访了武汉市武昌区市长俞松。在采访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高瑜措辞非常严厉。他问武昌区相关领导,“所有应收账款都是防控新发肺炎疫情的关键。如果好的事情要做好,好的事情怎么能做不好呢?为什么这些负责运送危重病人的党员干部不跟车呢?武汉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这些人的行为非常恶劣。”

高煜说:“中央督导小组对这一事件的意见是,区政府和街道应该向每一位患者道歉,并按照党纪政纪严肃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此外,作为一名区长和指挥官,你应该给你的上级写一份关于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的深刻的检查报告。”

武汉市武昌区市长宋玉被采访时,脸都红了。俞松说:“得知9日晚发生的事情,我很难过。我们有责任进行彻底的审查。”

同一天,中央指导小组的一位参加采访的同志说,鉴于当前防疫工作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我们只需要及时进行采访,及时敲响警钟。采访还向干部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目前,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将被追究责任。每个党员干部都要紧张,迅速进入战争状态,真正把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原题:中央督导小组采访武汉市副市长等三位幕后人士:一车重症患者经历了什么?)